近一年时间里,一些地方或自曝或被审计出存在财政数据造假。
目前,主动公开数据造假的有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前者承认,年至年,累计虚增财政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最终年挤掉水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年下滑亿元;后者承认,年财政收入有水分,最终调减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此外,去年12月审计署称,云南省澄江县、湖南省望城区、吉林省白山市及所辖6个县、重庆巴南区等总计10个市县(区)虚增财政收入15.49亿元。目前,重庆和湖南多个市县已经主动调减年的财政收入目标。
财政数据造假为何频频出现?
国家行政学院冯俏彬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财政数据造假最大的动机还是政绩。
据《人民日报》报道,年1月时任辽宁省省长陈求发在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公开辽宁省所辖市、县在年至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问题,并指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
“数字出官”成为造假的根源。官员要提拔重用,需要一定的政绩,而政绩的体现莫过于光鲜亮丽的数据支撑。而且,以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为重要指标的领导干部考核模式,也间接成为数据造假的诱因之一。
一位地方财政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地方领导为了政绩好看,或者迫于完成上一级政府安排下来指标,设定了过高的财政收入指标,财政部门为了完成收入指标不得不造假。
“外界看地方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否有水分,往往会从财政几大支出中去推测,地方领导为了保证GDP不被推测出来有假,倒逼几大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增幅,从而倒逼财政收入虚增。这根本不可持续。”上述财政人士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分析,GDP数据统计存在的问题,让人们更加重视财政收入数据。财政收入一般要进国库,通常认为不容易造假。财政收入数据也可以帮助推断地方GDP的真实水平。地方财政收入数据造假可以让GDP虚假成分更加真实。
除了地方为了政绩而带来财政数据造假外,获取上级政府资金支持也是造假原因之一。
杨志勇认为,财政数据造假地方可能因此得到其他的收益。一些省份的省级财政体制为了激励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挖掘更加丰富的财源,规定落后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多的可以得到省级财政更多的转移支付或其他财力支持。这样,地市级财政或县级财政可能就有虚增财政收入的“激励”。
然而,财政数据造假可以得到一部分资金支持,但同时也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资金。
地方通过虚增财政收入,掩盖了真实的财政收支矛盾,也会导致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减少。比如,此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回应辽宁省财政数据造假时说,这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的转移支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
预算编制方法不当,也成为财政数据造假的潜在驱动力。
财政部驻湖南专员办一篇文章分析称,部分地方财政收入预算编制一直采用的是基数比例法,即以上年财政收入实际完成数为基数,按照上级下达的增长率考核指标来确定本年的收入计划,该方法将当年一次性、超常规及政策性收入等纳入下年度增长基数,势必导致收入预算脱离地方实际,在经济快速下行的背景下,一些经济不发达、财源匮乏的地区,依靠挖潜无法完成收入预算,只能采取空转的模式虚增财政收入。
监管不到位,处理、处罚对地方难有实质性的触动,也是地方财政数据造假难以根治的原因。
上述湖南专员办文章分析称,监管存在死角,外部监管没有常态化,审计署审计监管滞后,部分县(市)很多年遇到一回,风险成本偏低;同级政府内部监管流于形式,部分地方审计部门年度预算执行审计中,反映出了很多有关收入质量方面的问题,但整改或追责力度不够。
关于造假很难根治另一个原因,上述文章称,违规问题处理、处罚震慑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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